福星楼上下两层坐北朝南，左中右三所院子。大院九间房，东西小院各六间房。

  日上三竿，福星楼的老板娘张翠英倚着柜台，丢开手里的一把瓜子儿，向后院喊了一嗓子：“栓子、二虎，拉车卸货咯——”两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先后出来，把停在正门的大马车拉进东院子；然后齐心协力，把车上捆得结实的四口长条木头箱子，抬进了空房。

  福星楼原名“福兴楼”，本是平城一家寻常的茶馆。五年前，从关外来了一位姓张的女子，从花了一根小黄鱼买下来茶馆，更名“福星楼”。老板娘的来历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她是关外张大帅的本家姑奶奶，有人说她是洗白的女匪首，也有说她是豪门分家的千金大小姐……更有传闻，老板娘还懂洋文，应付得了东洋人和西洋人。

  老板娘微微一笑，不承认也不否认。福星楼重新开张，她亲自招待，待人接物透着一股子关外的爽利。若说老板娘与众不同，烫成波浪的头发偏要梳髻，脑后插着一根银簪子；撑得起洋装的身材偏要穿绣花鞋、老式旗袍，天冷了多一副狐皮暖手，压一件摩登大氅；赶上她哪天心情好打扮起来，不认得她的外乡人，或以为是哪个军阀的姨太太；平时的打扮还像是一位招呼四方来客的老板娘，还是一位出手阔绰的老板娘。

  老板娘张翠英出手阔绰，另花了三百大洋买下左右两边小院，打通了院墙，对外租赁。

  东院里常住一位绰号“徐三懒”的商贩，四十来岁的年纪，整日猫在东院不出门。赶上饭点儿才使唤伙计，到街对面二荤铺叫酒叫菜。那四口木头箱子，就是他月初订下的货。徐三懒抻了抻精瘦的身板，来到前堂问老板娘讨一口茶喝。

  老板娘坐到柜台后，不慌不忙地向倒茶的伙计喊道：“三儿，给徐掌柜的倒茶。”

  徐三懒嬉皮笑脸地凑过来：“老板娘，今儿是我接货的好日子，怎不请我吃盘猪头肉？”

  “去，”老板娘白了他一眼，“对过儿二荤铺，有酒有肉。”

  徐三懒堆笑道：“那不还得花钱么？咱这儿记账，按月结。”

  老板娘张翠英啐了他一口：“呸，货都替你接回来了，也没见点儿银子渣。照规矩——成三破二，人家卖主儿都已经结清了。”

  “行行行，”徐掌柜的摸出怀里一个绢包，小心翼翼地塞给张翠英，“我这儿手头不宽裕，拿这个顶账，”且压低了嗓音，“这可是宫里流出来的物件。”

  老板娘打开一层层绢包，露出一个碧玉扳指。凭她的见识认出来是个好物件，俗话说“褒贬真买主，喝彩是闲人”，她照例压了几句：“就这玩意儿能顶八十大洋？撑死也就五十……哎——我说，你这两个月的房钱还欠着呢。”

  徐掌柜的咬咬牙，抬手道：“都依你，这就顶我房钱还有这回的脚力钱，等这批货运出了码头，脚力钱另算。”

  “我再加你大洋三十块。”

  老板娘出价：“八十。”

  徐掌柜的还价：“四十。”

  老板娘还价：“六十。”

  “四十五，不能再多了。”

  “行——四十五，”老板娘一指对门二荤铺，“我这儿跟车的八个大伙计，酒饭另算。”

  徐掌柜的合计，就这八个人——两桌酒饭，也得两块大洋，转身回他的东院。老板娘张翠英冲他喊了一嗓子：“看好你的货，别淋了水，霉变了。”

  前堂有四五位茶客，有跟老板娘熟悉的，好信打听：“这一趟，老板娘赚不少吧？”

  老板娘笑道：“哪里的话？也就够拾掇拾掇房子的。”

  另一桌的茶客打听道：“什么稀罕物，连比碧玉扳指都抵账了？我瞧那扳指，比孙老财戴的还好。据说孙老财的那个扳指，值一千大洋呢。”

  老板娘连着绢帕袖起了扳指，冷笑道：“听他吹呢？孙老财那个也就值一百大洋，据说是他孝顺儿子，花了八十大洋从京城的当铺里，赎回来人家的死当。”孙老财的那扳指顶一百大洋，她袖子里这个值三百。

  就在此时，回来一个伙计。老板娘张翠英招呼道：“四柱回来啦，快跟姐说说，外头有什么新鲜事儿？”四柱也是她手底下的伙计，常在外面跑。

  四柱子自取茶壶倒了碗茶，润了润嗓子，然后告诉老板娘：“廖家的少爷拜了山头儿，带了几个弟兄，抢了自家的买卖……”

  “好小子，”老板娘拍出一块大洋，给了四柱，“喏——拿去，好吃好喝。”随后引着四柱到后院，问：“见着你哥三柱了没？”

  四柱点了点头：“见着了，哥说又来了两箱德国造，还有一箱盘尼西林——这可是俏货，价钱嘛，哥说货主要加一成。”

  “想得美，”张翠英凤目一瞪，“至多加半成，想走平城码头，我还没收他脚力钱呢。”